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骈文是什么意思(骈文的历史简介 )

2023-09-23 22:43:00

骈文是一种文体,起源于汉末,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。古代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。因其常用四字句、六字句,故也称“四六文”或“骈四俪六”。全篇以双句(俪句、偶句)为主,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。

中国古代,有一种文体叫“骈文”,流行近两千年,亦曾繁盛了近千年。

何谓“骈文”。

“骈文”,是“骈体文”或“骈俪文”的简称。

“骈”,为两马并驾一车。

《文选·扬雄(子云)·甘泉赋》云:“骈交错而曼衍兮,㟎(tuǐ)嶵(zuì)隗乎其相婴。”

“俪”,原义为“成对”“配偶”,引申为“并列”“对偶”。

《左传·成公十一年》:“鸟兽犹不失俪。”《注》:“俪,耦也。”

所以,“骈文”或“骈体文”“骈俪文”,最简单的“定义”,就是“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的文章”。

说细一点,骈文的标志性特征有——

第一,就是须以“对偶句”为主。这不是说文中不能有“散句”,古代骈文名篇中亦有“散句”,然而若不是“对偶句”占绝大多数,便不能称为“骈文”了。

第二,讲求韵律,但又不被其所羁绊。“骈文”在音律上,处于“散”、“韵”之间——既不同于“散文”又不同于“韵文”。

第三,讲究“用典”和词藻华美。“用典”,可以高度凝缩且显得高深;华美,则彰显文采亦标表贵族气。

当然,学者们还有分析出“骈文”更多特征的,如《中国骈文发展史》,列出其特征二十五个;《骈文通论》,认为其有十三个。过于专业的探讨,可以不去涉猎,仅就前述三点,已足够有概括性。

“以对偶句为主”,是以汉语汉字特点为基础的“美学追求”。

汉语汉字主要特点,是单音节、多声调。

据此,中国的上古文人,便逐渐自觉地在追求“语句的平行、对偶”和音律上的变化及和谐。

例如,宋玉的《神女赋》:“毛嫱鄣袂,不足程式;西施掩面,比之五色。”

汉及以后,此种追求愈加明显。如——

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:“修容乎礼园,翱翔乎书圃。”

西晋张载《七哀》:“汉祖想枌榆,光武思白水。”

南朝沈炯《经通天台奏汉武帝表》:“承眀既厌,严助东归;驷马可乘,长卿西返。”

南朝的刘勰,在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中,对“语句的平行和对偶”做了总结,说:“凡有四对:言对为易,事对为难;反对为优,正对为劣。”

这已经上升到了文学和美学理论的层面。

唐以后,又有发展,提出了所谓“同类对”“异类对”“双声对”“叠韵对”“连绵对”等等繁复的细分。

这种美学追求,是“骈文”产生的潜在动力,而汉语言学、文字学又是其形成的基础。

“骈文”与“散文”“韵文”并不难区分。

关于“骈文”居于韵、散之间,是讲“骈文”与“散文”和“韵文”的区别。

中国自古文章,即有“韵”又有“散”,且“散”中有“骈”。

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中,“散”中有“骈”;后来,“骈文”出现,又是“骈”中有“散”。

这是说,一是不能由此断定“骈文古已有之”;二是不能因为骈文中有散句就否认其属于骈文。

“骈文”和“散文”的明显区别,除了对偶句多还是散句多这一点之外,更在于对文章气势风格追求之不同,具体表现在风格、语言、用典表达效果等等。

“骈文”和“辞赋”的关系,也不难区别——从修辞上说,骈文以对仗为主而辞赋以铺陈为主;从句法上说,骈文以对偶为主而辞赋以排比为主;从韵律上说,骈文求平仄而不看重押韵,辞赋则不仅讲究平仄还需句尾押韵;从题目上说,骈文常题目随意而辞赋一般都以赋名之;从功能上说,骈文更为灵活甚至做论说文用,而辞赋基本用于描写和抒情。

有人说,后来科举中所用的“八股文”就是“骈文”,这个说法不确——二者之间区别亦很明显,不遑论及。

“四六文”,只可算是对“骈文”之“泛称”。

将“骈体文”或“骈俪文”简化为“骈文”,是清代的事情。在这之前,“骈文”曾长期被叫作“四六文”。据称,唐李商隐的《樊南四六》,首开“四六文”一名之先河。

北宋欧阳修、夏竦,亦以“四六”称自己的此类作品。

唐柳宗元《乞巧文》有“骈四俪六,锦心绣口”语,被看做是“骈俪文”称谓之源。宋黄伯思则首提“骈俪体”。

被称为“四六文”,并非没有道理,这是古人长期探索的结果。

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说:“四字密而不促,六字格而非缓。”这讲的,是四六句在诵读时的节奏和韵律的变化感觉。

从梁陈时的徐陵和庾信开始,逐渐开始大量使用这种“四六”的写作方法,至唐,成为惯例。

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:“楚王宫内,无不推其细腰;魏国佳人,俱言讶其纤手。”

庾信《哀江南赋》:“荆璧睨柱,受连城而见欺;载书横阶,捧珠盘而不定。”

然而,以“四六文”表述“骈文”,只可看做是“泛称”。

六朝以前,骈文多用四言单句对;梁陈以后,又多用四六言隔句对;宋人,喜用三句以上长联,等等。

其实,“骈文”中七言对仍然很多。著名的如:“请看今日之城中,竟是谁人之天下。”

三言五言,八言九言则较少见。

无论如何,“骈文”,将“语句对仗”,发展到了极至,且又不限于“四六文”。

“骈文”的用典、韵律和追求华丽。

“骈文”必须大量用典,这是“硬性”要求。

“用典”,就是使用古代传说、神话、成语、谚语、经传名言等等,浓缩后用于骈文句中。

王勃《滕王阁序》:“无路请缨,等终军之弱冠;有怀投笔,慕宗悫之长风。”“请缨”“弱冠”“投笔”“长风”都是用典。“他日趋庭,叨陪鲤对;今晨捧袂,喜托龙门。”“鲤对”“龙门”也是用典。

“骈文”用典,讲究“正用”“反用”“翻用”“借用”“暗用”“对用”等一些列方法,需要“提炼”“剪裁”“典雅”等等技巧。

“骈文”在韵律方面有自己的特征。

第一,某些骈文,如序记、章表、论说等,可不用韵;除此之外的,一般用韵,但用韵的要求不严,比如可以六句、八句、十句、十二句一韵,均可。

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,实际是骈文。其曰:“五步一楼,十步一阁。廊腰缦回,檐牙高啄。各抱地势,勾心斗角。盘盘焉,囷囷焉,蜂房水涡,矗不知其几千万落。”押韵比较随意。

第二,在平仄上,要求平行之对须平仄相异;上下句须平仄相间。

如“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”;“驰烟驿路,勒移山庭”;“宁知白首之心,不坠青云之志”;“酌贪泉而觉爽,处涸辙以犹欢”。

“骈文”,刻意追求辞藻华丽。

如,“雹碎春红,霜凋夏绿”;“幽岫含云,深溪蓄翠”;“电透箭疾,坻飞陇复”;“英辞润金石,高义薄云天”;“似墨翟之悲泪,如杨朱之恸哭”,等等,不一而足。

“骈文”之开端,离不开汉灵帝。

对此,文学史学者们,几乎没有异议。

汉灵帝,治国极差,对文化反而兴致奇高。他开立“鸿都门学”,收揽辞赋家、小说家、书法家、画家等等,各展其能。“骈文”遂应运而生。

但其真正成势,尚在魏晋,主要靠曹丕曹植二兄弟推泼助澜。这二人,文化修养极好,且地位又高,尽可肆意发挥。于是,上行下效,写、用骈文,一时成为风气。

西晋的陆机,被认为是骈文巨擘。当时的刘琨,亦很有影响。这二人都是很有文化的贵族。所以,从一开始,“骈文”便具有贵族文化性质。

南朝,“骈文”趋于鼎盛。南齐竞陵王萧子良、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,以及王、谢家族,还有庾氏父子、徐氏父子,都是此间高手。

北朝,统治者多为少数民族,不懂“骈文”,也不感兴趣。周文帝宇文泰和隋文帝杨坚,甚至都对其极表讨厌。北朝之“骈文”,便也沉寂。

唐朝,初期骈文曾很兴盛。但继陈子昂之后,中唐,受到了强烈抵制,不过反对者人微言轻。至唐玄宗,他不好“骈文”,认为过于浮夸,在他支持下,出现了注重内容的新骈文。

中唐到北宋出现的古文运动,对骈文的打击最大。“唐宋八大家”,即是在古文运动中产生的著名散文家。

元代,朝廷不重视甚至压制中原文化,“骈文”亦半死不活。

明初,皇帝文化水平不高,打压知识分子和各种文化。所以,整个元明时期,除了杂曲之外,凡高雅一些的文化和作品,基本都没有“市场”。

到了清朝,康熙和乾隆二帝,对汉文化兴致非常高,致使“骈文”出现了“中兴”局面。

骈文的兴起和发展,大致就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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